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1篇

尽管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随即颁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但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尚需等到“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后，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很多方面需要“求知识于世界”。因此，1871年12月23日，明治新政府向幕末时期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欧美各国派遣大型外交使节团，因其团长特命全权大使为右大臣岩仓具视，所以称为“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的使命共有三项，第一是新政府成立后礼节性访问条约签订国；第二是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预备_涉；第三是考察欧美先进国家的制度文物等。

岩仓使节团花费近两年时间，访问、考察欧美11个国家，学习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日本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在国家内部构建方面表现为宪政体制。权力精英之所以也主张宪政体制，其原因一方面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因为岩仓使节团抵达欧美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在美国遭到拒绝；英国甚至提出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国在修约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其理由是日本尚未达到文明（法治）的程度。例如，在英国谈判时，英方成员强调“日本法律与欧洲有很大不同，存在不开化的法律，就日本现状来说，不能废除治外法权，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根据日本明显提高文明开化水平后将对英国人的审判权交给日本”。

毋庸置言，宪政体制不仅是一部宪法，还有其他法律的制定与完备。本来与明治宪法同时颁布的还有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统称“六法齐全”。但民法与商法存在争论，十年后才得以颁布、实施。在此基础上，西方列强陆续解除了幕末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新签订的《日英航海条例》率先废除了其中不平等成分；1911年，日本全部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另一方面，岩仓使节团也看到了欧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郎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法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继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而出。”

因此，明治新政府领导人纷纷主张宪政体制，但在具体细节和实施时间上有所不同。例如，在1873年10月公开的建议书中，木户孝允指出“当务之急是在五条誓文中增加制定政规（宪法）的条款”。在木户看来，日本仍处在文明不发达的阶段，只能依靠_和官僚实施宪政，将国民引进文明社会。尽管是“独裁”性的宪法，但天下并非_独自之物，而是尊重民意、强化国民凝聚的宪法。因此，木户提倡的“独裁”宪法仍然是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虽说今日是独裁宪法，但他日由人民协议而成，为同治宪法之基础，必然成为人民幸福之根基”。

尽管大久保利通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定律国法（宪法）”，但明确提出君民共治。“定律国法即君民共治之制。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其私”；“不可轻易模仿欧洲各国君民共治之制。我国自有皇统一系之法典，亦有人民开明之程度，须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由此可见，无论木户，还是大久保，都意识到在民智未开的状况下，应建立以_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最终目标仍然是君民共治。

政府中也有较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大隈重信建议在1883年召开议会，他认为“立宪政治为政党政治”，主张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与此同时，北海道开拓使将国有资产廉价处理给与政府有关的民间企业丑闻曝光后，政府借机解除了大隈及大隈派官员的政府职务。为对抗大隈重信的主张，岩仓具视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书，其构想是以普鲁士君主主义为范本制定宪法，具体起草者为井上毅。

伊藤博文考察欧洲宪法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宪法的相对化，即宪法大体上规定议会的组织形式、国民的权力与义务、君主的权力等，最重要的是议会开设时能够保障其运转的行政机构。因此，伊藤博文从欧洲归来后首先引进内阁制度发挥行政机构的核心职能、组建东京帝国大学培养行政官僚、建立华族制度巩固_制基础等。

即使在_的政治权力问题上，伊藤也持有相同的观念。明治政府成立后，_亲政，参加相关会议并作出决定，因而宫中集团主张的“专制君主”与政府主张的“立宪君主”产生对立。1884年，因任命信奉基督教的森有礼为宫中事务官引起_的不满，长达两个月称病拒绝会见内阁成员。经过伊藤的不断陈述与说明，明治_接受君主立宪制，双方在1886年达成“机务六条”，其内容包括在内阁总理大臣的邀请下_出席内阁会议、有关国政事务_可咨询主管大臣及其次官、无论喜欢与否_均不得缺席各种仪式、_尽量履行其职能以便国务顺利进行等。即使在明治宪法实施之后，明治_仍然坚持“机务六条”的原则，但这种政治生态缺乏调解者和调解机制，容易使特定政治势力过于强大而无法加以限制。

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带有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即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使用绝对数字表示这一部分精英数量的话，可以用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时的纳税人资格衡量，即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者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在日本有45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他们之所以争取参_，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4月，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在“立志社”的呼吁和影响下，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政治团体的代表在大阪举行集会，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_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背景不仅是幕末时期出现的“公议制”，也来自于纳税与选举权的关系之观念。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_。例如，在“期望开设国会同盟”提出的《开设国会请愿书》中明确写道：“随着颁布地税改革令，发行地券，必须给予国民参政的权利。”正如家永三郎指出的那样：“自由民权运动出自这样的动机，即地税负担者主动要求开设国会，让自己选出的代表参加能够决定从自己这里征收的赋税及其用途。”

实际上，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开端，早在1874年1月17日板垣退助等八人在向左院提出的“设立民选议员建议书”中，就批判萨长藩阀的“有司专制”，同时指出国家稳定“唯有强化天下公议”，其理由是“人民是向政府缴纳租税者，因而具有知晓政府事务的权利，此乃天下通论，无需我等赘言”，阐明纳税者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该建议书在《日新真事志》刊登后广为人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并将自由民权运动推向全日本。1877年6月12日立志社提出的“立志社建议书”，再次强调“既然对人民课以血税，那么，专制之政治就不适合被专制统治的人民，需要实施宪政体制”。

重要的是，在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看来，日本臣民的纳税义务既不是古罗马时代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也不是中世纪英国的“承诺与被承诺的关系”，而是来自日本本身万世一系的“君民一体”。针对《大_宪法》第二章第21条明确规定的“日本臣民依法律规定有纳税之义务”，伊藤博文解释为“培育中兴之果实且永久保存之”。同时，为避免出现议会利用征税权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局面，宪法特意规定“现行租税，未经法律重新改定者，仍依旧征收”（第63条）；“在帝国议会未议定预算或未能通过预算时，政府应施行前一年度之预算”（第71条）。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征税及预算问题上，明治宪法仍然贯穿了从统治者立场出发的“无偿性”“强制性”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风格。

尽管如此，帝国议会的开幕为非权力精英阶层提供了参与政策决定的舞台。从1890年第一届议会开幕，一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前后开过六次议会，代表纳税阶层的“民党”反对专权政治，要求休养民力、减轻税收、节约经费、大幅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与政府形成激烈的对立，甚至迫使内阁总辞职或解散议会。也正因如此，甲午战争爆发后，所有“民党”议员立刻转向，不仅在议会里完全赞成政府的战争预算，而且在社会上积极支持对外战争，从而体现了近代国民国家的本质。正如“国民国家论”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既有国民主权也有国家主权，民权和_是对立的统一。换句话说，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_，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国民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权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治宪法体制有两个致命的制度缺陷。一是没有规定首相的产生方式。在近代之初是明治维新元勋（元老）轮流担任，其后元老年事已高时推荐政党或军人首领，元老谢世后是首相经历者、枢密院院长、内大臣等组成的“重臣会议”推荐，难免做出错误判断。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内大臣木户幸一力推坚决对美开战的_英机担任首相，结果可想而知。二是_拥有军队统帅权，但_几乎不参与政治决策，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主要由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组成的军部缺少制度约束；1900年又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或大将担任，更是成为军人迫使内阁集体辞职的法宝。尽管在明治时代具有权威性和协调性的元老尚能控制与协调各种政治势力，在赢得两场对外战争的基础上实现了世界性强国的梦想，但在元老几乎离世的昭和时代（1926—_年）初期，军部的“暴走”成为现实，不顾一切的对外侵略战争奔向灭亡之路。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2篇

上节介绍了明治时期征兵制的巩固与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关系，并论述了军队以在乡军人会为工具进行国民“统制”的机制。在该机制中，军队针对的核心群体是退出现役的在乡军人，那么针对尚未服兵役的青年人，军队是如何构建“统制”机制的呢？答案在于大正时期由军队直接参与的、多种途径的青年军事教育机制。青年军事教育机制的核心思想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家总动员”思想以及由之而来的“良民良兵”思想。

一战期间的1915年9月，陆军省组织“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欧洲军事形势。该委员会在1916年1月出版了题为《欧洲交战诸国的陆军》的报告书，提出了“总体战”和“国家总动员”的思想，其中特别强调对国民精神的团结和动员。报告在关于国民精神之团结、国家总动员的部分，指出“总体战”就是以国民的“爱国奉公心”为基础的动员战，民心的动员是国家总动员的根基，并强调“欧洲各大军队，完全因人民之本性而发挥其效用，受过健全的教育、习惯于遵守纪律而义勇奉公之念愈深的国民所组成的部队，战斗力愈是强大，欧洲各国在开战前专念于青年教育，实为无上真理”。随着总体战战略在陆军内的推广，国民总动员思想愈发成为军部共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军部将“统制”对象指向了役前青年(既包括不满二十岁而未服兵役的国民，也包括超过二十岁却因接受教育暂未服兵役的国民)，“统制”的方法则是军事教育。所以，针对青年的军事教育问题遂成为一战后陆军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军部有意识地构建国民“统制”机制的一个步骤。

1917年10月，寺内正毅内阁召开临时教育会议，本拟解决学制改革问题，但是寺内首相和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为推动国民教育军事化的实现，趁机提出了在小学推行军式体操、延长小学教员及师范学校学生兵役年限的两条议案。该议案计划在对小学生推行军队式的体育教育的同时，加强小学教师的军事训练和_思想，最终将国民教育变成系统的_教育的一部分。该计划虽未被完全赞成，但“延长师范学校毕业生兵役期限至一年”这一议案被通过。一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社会迅速出现了反战、裁军的呼声，再加上普选运动、关东大地震等接二连三的事件的影响，使军部未能在战后迅速推行国民教育的军事化。一直到1924年，日本政治进入短暂的稳定期，军部终于等来了利用裁军再次展开行动的机会，其核心行动者就是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在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担任教育总监部长，他在此期间将国民总动员思想中的一部分总结为“良民良兵”思想并在军内推广。他指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当以举国皆兵、国家总动员之概念，先培养良民，从中获得良兵，致力于“良民良兵”主义的构建。宇垣在向主管普通教育的文部省推广“良民良兵”思想时，强调“当今农村青年思想荒诞，唯有服过兵役的年轻人，拥有比较坚实稳健的思想”，希望以军事教育塑造青年“良民”。1923年8月，宇垣起草了《陆军改革私案》，论述如何实现国家总动员，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指导和训练、派遣现役将校到中等以上的学校进行军事教育、国库补助在乡军人会使之发挥多种作用(维持军事教育效果、稳定地方治安、普及牺牲奉公精神等)等。1924年，开始担任陆军大臣的宇垣将上述改革案付诸实施，正式开启了针对役前青年国民的、以塑造良民为目标的“统制”行动。具体而言，军部构建了两种“统制”制度，一种是“中等以上学校陆军现役将校配属制度”，一种是“青年训练所制度”。

“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是指安排现役将校进入中等以上学校(中等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大学预科、大学、农商务省的水产讲习所、递信省的官吏养成所、商船学校、殖民地各个学校等)，强制学生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制度。1925年4月11日，日本政府以_敕令的形式公布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强调以此“明确国家观念，振奋献身奉公之精神，养成国民服从命令的风气，增进国防能力”，“献身奉公”、“服从命令”等规定充分体现了该制度培养“良民”并实现国民“统制”的目的。其后，原本不在配属令范围内的学校，例如各种私立学校、宫内省所管辖的学习院、内务省所管辖的神宫皇学馆等，也请求军部安排现役将校入学负责军事教育。短时间内约有1,300多名现役军人被分配到各个学校担任军事教官。该制度的存在，等于将所有的役前在校(不包括职业学校)青年纳入了军事教育的体系内。

现役将校进入各级学校之后，开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军事教育，以实现对青年的“统制”。根据文部省的训令，现役将校所教授科目包括：以步兵操典为基础的各种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阵中的勤务训练、旗语信号训练、距离测算、绘图、马术、军事讲演、战史、兵器保养法、卫生及急救法、结绳法、手榴弹掷弹法、各种军事设备运用法、军事演习观摩、野外军事训练等。按照课程规定，从中等学校到大学，每周须进行三小时左右的训练、每年进行四至六天的野外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的过程中，现役将校会将自己在军队所学到的_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青年学生，造成军部对青年学生思想“统制”的必然结果。从内容上看，“现役将校配属制度”无异于将简化版的陆军士官学校课程引入了普通校园，其最终的效果就是将学校变成兵营，在国民教育中种下_的种子。在实行现役将校配属制度的同时，陆军省还公布了“陆军现役将校配属学校教练查阅规程”，规定各连队长要派人对其管区内的学校配属将校及其工作进行每年一次的查阅。因为查阅结果直接影响到对学校的评价，所以各个学校及配属将校对于查阅非常重视，常常为应对查阅举全校之力进行训练。查阅官每年4月20日之前将查阅报告提交给连队长、师团长，师团长在5月10日之前将多个学校的查阅报告进行总结并层层上报。如此这般，军部对于学校的军事教育情况就有了最根本的掌握。除此之外，配属将校对于学生训练成绩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军队对于青年人的“统制”程度。按照规定，某个学生的军事训练成绩须从其他成绩中独立出来，在该学生毕业时，由配属将校制订成册，在3月31日之前提交给学生所在地的连队长、师团长，师团长在该学生未来服兵役时，将之提交给该学生所在的基层部队以为参考。相应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向青年国民灌输“服从命令”“献身奉公”等军国思想以塑造“良民”；一方面将所有在校青年人的信息纳入到了统一的军队监管体系内，对于军队构建“统制”性的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制度是日本军队在1920年代所构建的国民“统制”机制的重要一环。

现役将校的学校配属制度，构建了对中等以上学校青年的“统制”基础，那么，针对中等以下学校或者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非在校青年，军队做了怎样的“统制”机制的构建呢？答案就是青年训练所制度(青年学校)。

军部构建的青年训练所是针对16-20岁的非中等以上学校在校青年进行军事思想教育和训练的场所，其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各地方的青年团。自江户时期开始，日本地方社会就有自发的青年团负责地方公共事务。这些地方性团体在甲午战争时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并在日俄战争期间进一步活跃化。为统一管理相关团体，日本政府在1915年9月向全国地方政府下发了“青年团指导发展文件”“青年团相关通牒”。在此基础上，文部省于1916年1月组织了各地青年团的统一机关“中央报德会青年部”。其后又经过数次改革，在1925年4月15日成立了以地方青年团为主体的“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统一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推动“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的主要人物是田中义一。1914年8月田中义一在结束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后，对德国的青年组织和青年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回到日本后认为有必要重整日本已有的青年组织，将其发展为一个进行思想“统制”的机构，并为此写作了《社会的国民教育•一名青年义勇团》一书来推广其想法。在该书中，田中将其构想的青年团设定为20岁以下青年的团体、被指导而非自治的团体、与帝国在乡军人会相连接的团体、以“统制”思想为目的的团体、军事的预备教育团体。所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后，由田中担任常务理事，使各地青年团后来的活动带上了浓重的军事色彩。“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指导各地方青年团进行的活动一般包括：军事祭祀(招魂祭等)、军事讲座、军属安抚、陆军纪念会、武道会、模拟国会、运动会等，相应活动大多与在乡军人会共同组织，使地方青年团渐渐成为在乡军人会的连体机构。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将青年团的组织化程度加深，也就使其具有了“统制”的属性，紧接着就变成了军部进行青年军事训练的社会组织基础。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理事会通过了《青少年国民训练实施纲要》，要求各地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响应了军部所构想的青年军事教育、思想“统制”方针，而真正推行军事训练的机构就是青年训练所(青年学校)。1925年12月18日，军部向文政审议会提出了“青年训练相关施设案”，要求建立青年训练所、加强社会青年的军事训练，并得到批准。1926年4月9日，日本政府颁布了《青年训练所令》，规定“青年训练所之目的在于锻炼青年身心，提高国民素质；公立青训所设置在每个基层行政区的基层学校内，私立青年训练所经文部大臣同意亦可选址设立；16岁至20岁的、不在中等以上学校求学的青年，须进入青年训练所接受训练”。4月20日，文部省颁布了《青年训练所规定》，要求青年四年内在青训所学习修身及公民科目的时间要达到100小时、职业科目达到100小时、普通科目达到200小时、军事训练时间达到400小时。可以看出，军事训练是青训所最主要的修业科目，其内容同上文所论述的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下的训练内容完全一致。为了保障训练效果，军部还制定了《青年训练所查阅制度》，规定查阅须由陆军现役将校负责，至少两年一次，具体的查阅方法和学校现役将校制度下的查阅方法一致，即将青年人成绩汇集成册，并先后交到连队司令部、师团司令部、青年人未来服役的部队长官手中以监督青年思想、体能、军事教育状况。青年训练所的建立表面上是由文部省主导的，但是训练的实际执行者都是现役将校或退役军人，他们向地方层级的连队负责，按照军部的要求对青年国民进行身心的训练。此外，查阅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将青训所的运营纳入了陆军的监管范围内，使青年训练所成为陆军宣传国防思想、实行青年“统制”的机构。因为有“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和各地方青年团这样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引导，青年国民很容易就被纳入到青年训练所接受训练。根据文部省的调查，截止1928年1月，全日本共有公立青训所15,606所，职员14,503人，指导员87,770人(其中35,691人是在乡军人)，学生923,413人，私立青训所172所，职员168人、指导员1,614人，学生13,164人。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青年训练所在基层社会普及的广泛性以及军部国民“统制”机制的初步有效性。

从教育内容和管理方法上可以看出，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和青年训练所(青年学校)制度，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且都是以塑造、监督“良民”为目标。被塑造的“良民”在20岁后进入军队成为“良兵”，继续接受_教育，学习“服从”与“奉公”，退役后立刻被网罗进“在乡军人会”，再次成为军队影响、引导、“统制”基层国民的核心“良民”。这样军部就以各层级军队为依托，利用青年训练制度、征兵制度、在乡军人会制度，按照服兵役前、服役中、退役后三个时段，将青壮年国民完全纳入到了一个“三段式”的“统制”机制内，塑造为社会的“良民”、军营的“良兵”。在这个机制内，16-40岁的青壮年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等职业，都能在军部的“花名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处于军队的监督、“统制”的范围内。日本的“兵营社会”至此完全建立。

大正时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总体战”战略下的“国家总动员”思想成为政府改革文教的动力，军部趁此机会提出“良民良兵”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制定了青年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的计划，在政府的配合下构建了“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和“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各地方青年团组织下的“青年训练所制度”，使青年国民的组织、教育、监督与地方基层连队挂钩，从组织的角度实现国民“统制”的同时，更强调对青年人的思想“统制”。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3篇

（1）组织力量尽快完成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中日比较文学评论研究文献目录、中日翻译作品目录和中日题材作品目录的数量庞大，且相当部分没有数据化上，在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因此为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计划优化工作方法、投入更多的人力从事这项工作。

（2）举办多个专题学术会议

计划举办以下专题学术会议：“中日题材作品研究”、“台湾日据时期和伪_及沦陷时期的媒体研究”等。

（3）在学术杂志上组织专栏文章发表课题成果

继《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之后，将在《东北亚外语研究》2019年第4期推出课题组成员的8篇论文。此外，课题组还计划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其他学术杂志组织专辑，推介课题组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

（4）出版阶段性成果著作

课题组目前的工作重心是收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下一个阶段将进一步深化专题研究，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本课题，至2022年之前将有一批高质量的专题研究书稿完成和出版。通过出版系列专著，必将推进整个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扩大本课题的影响。目前计划出版的资料集和专著。

（5）组织审稿会，高质量完成课题

课题组供稿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4篇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5篇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吴佩军《伪满时期哈尔滨的都市表象——以竹内正一小说<吉尔曼公寓素描>和<马家沟>为中心》

摘要：1932年伪_成立后，哈尔滨在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由开放的国际都市渐变为“北进的据点”和“对苏防卫基地”。这种政治权力的更迭一方面带来了资本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城市规模、功能和景观的改变 ，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都市空间和社会的分裂。日籍作家竹内正一在《吉尔曼公寓素描》和《马家沟》等小说中，描写了这种都市表象的变化 、民族和阶级差别以及被统治民族凄惨的生存状况 ，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政治口号的虚伪性。

（2）吴佩军《『香港日報』日本語版とその文芸欄》

摘要：《香港日报》是战前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日系报纸，同时发行日中英三个语种的报纸。该报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从1909年创刊至1938年被台湾总督府所属的善邻协会收购，后期从1938年至1945年8月终刊。前期因为对港英当局的新闻政策有所顾虑，所以其活动较为收敛；后期则成完全成为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代言人，积极鼓吹侵略战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了《香港日报》日文版1942年6月11日至1945年8月31日部分。《香港日报》日文版设立了文艺栏，登载了连载小说、文艺评论、随笔、诗歌等文艺作品，对于研究沦陷时期的香港日语文坛以及日本占领军的文艺统制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梁艳「1920年代中国における国木田独歩の翻訳と受容」

（4）李青《以“教育”入“小说”：对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的考察》

摘要：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波翻译小说的高潮，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中国新教育改革的进行，小说成为有识之士“教育蒙童”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北京下诞生的“教育小说”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包天笑是这一时期翻译教育小说最多的译者，他的译作中《馨儿就学记》产生的影响最大，先后再版十数次，还曾获得_北洋政府教育部嘉奖。本文通过对比英文、日文底本，分析译者包天笑在翻译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过程中进行的改写及其原因，探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在小说中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

《馨儿就学记》原名为Cuore（1866），是意大利近代作家亚米契斯写的一部儿童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孩子一学年间的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1902年，包天笑根据杉谷代水的日译本《学童日志》转译了《馨儿就学记》，而这个日译本又是根据英译本Cuore: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哈普古德，1867）重译的，因此几经重译的《馨儿就学记》已与意大利文原著相去甚远。本文着重考察中译本与日译本的关系，必要时涉及英译本。

包天笑在翻译过程中，对小说的结构、篇章、故事细节进行了改写。在结构方面，包天笑增加了一个回忆往事的“余”的视角，即第一人称外视角，以便随时插入自己的感慨、评价，以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从篇章来看，包天笑删除了日译本的三篇日记，同时又加入了自己创作的三篇日记。删除了美化日本人、丑化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故事，以及早年已经出版的“親を訪ねて三千里”的部分。通过增加“扫墓”的故事，强调“孝道”的重要性；通过增加“雏国会”一节，让儿童读者了解何谓国会，普及公民社会的基础知识，进而培养“新国民”。通过文本的对比，可以看出包天笑之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改写，主要是为了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小说中，实现塑造理想国民的目的。论文的最后以《馨儿就学记》中篇幅较长的《破难船》一节，对包天笑的翻译、改写进行了具体分析。

（5）祝然《战争末期伪满日语杂志<北窗>时评专栏中的作家视角》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6篇

日本传统社会的特性与近代构建起来的国家框架，将一般民众与军事乃至于战争机器捆绑在一起，为_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条件下，军部根据对外学习的成果和自身的战争经验，主动地、渐进地、有目的地制定了针对国民的“统制”制度，在交由政府相关机构审议后，以_名义公布，为之赋予国家权威色彩，再由军部所控制的各层级军队体系执行，实现了日本近代“国家统制”这一体系内“军队的国民统制”这一面相，构建起_的一角。所以，本文所述各种制度及其构建起来的国民“统制”机制虽然最终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意志，但国家是一个概念，军部与各层级军队才是文中各种制度的发起者、制定者、执行者。

明治前期，军政高层职权界限模糊，西乡隆盛等领导人构建的“征兵制”固然不能被认为是军部刻意制定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征兵制”是后来衍生出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明治中后期的“在乡军人会制度”就是在征兵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它的存在贯彻了军部的“良兵良民”思想，便利于军队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实现对退役军人的“统制”，退役军人又是在基层社会中拥有中坚力量的国民，所以这一制度对于军队的国民“统制”作用重大。大正时期，高层军人职业化，有意实现军队自身对国民的影响，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产生“良民良兵”思想，追求以军事教育塑造青年国民以作战争准备，所以构建起“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青年训练所制度”，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实现了对役前国民的“统制”。至此，军部就构建起了以征兵制为核心，以“良兵良民”思想和“良民良兵”思想为指导，以服兵役前的青年、现役士兵、退役后的在乡军人为对象的国民“统制”机制，并依赖各地方师团、基层连队来推动这一机制的运转。昭和初期，军部在对内镇压“反军运动”、对外推行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操练、验证、补充了该机制，加强了“统制”力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军部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一机制，以其操纵国民，以国民影响政治，使之演进至“完善”。

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塑造了近代日本“兵营社会”的特性。在此兵营社会中，任何一个16-40岁的男性都能在军队的“花名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非战争时期，军队利用这个机制来引导和控制民众思想、维护社会安定、保持国民组织的军事属性，在战争时期，就以之为工具误导民众的战争认识、征集战争物资、扩充作战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民“统制”，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进而与政府的机制走向融合，最后形成的“统制”体系，对于战后乃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亦有重要影响。

（注释略）

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7篇

世纪之交：新的历史性转折

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思潮逐渐兴起，展开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历史性的文化转折。 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美国《新文学史》杂志的主编拉尔夫•科恩了然于胸。《新文学史》是六十年代末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的刊物，几十年来与接受反应理论共进退。面对世纪末文学理论新的变革，科恩邀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编撰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共同描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他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作了这样的概括：(2)

其次，当代批评中，解构主义正日益衰落，而解释学阐释则日益兴盛起来。科恩引用希里斯•米勒的话说： 米勒描述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福科的门徒们对这种脱离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研究表示轻蔑，并感到无法忍耐。所以当转折发生时，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 时代 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 问题 ，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肃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

由此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转化，这就是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的壁垒正被日益打破。原先那种划地为牢局囿于本文语词的封闭圈子中的文学观念已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今天的文学批评已是交触着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学术史、精神分析乃至其 治疗 效果的混合体。文学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学科像蛛网一样扩散开来，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correspondence)的源泉、分析的基础。文学理论正日益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诗学。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中，新的理论派别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赫然诞生，而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原有的理论思潮也在这一变革中重新得以界定，文学理论在世纪末变革的氛围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科恩的概括广采博收，具有很宽泛的涵容性，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趋向：走向广义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成为历史的中心

作为总体的新历史主义运动，还包括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自60年代起，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反本文运动便已开始，除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外，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已开始讨论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深受葛兰西、阿多诺、巴赫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影响的威廉斯，于80年代初，提出必须修正“历史唯物论”的主张。他认为应当依据马克思主义批评策略重新返回历史，由此出发他主张一种“文化唯物论”。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层面应超过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予以优先考虑。它是一种对所有意指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写作和写作过程中的实践环境和手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可以与解构主义的激进符号学联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历史符号学”就等同于文化唯物论。(6)

这样，新历史主义就在当代西方后 现代 的现实语境中汇合了文艺复兴文化批评、福科主义者、文化唯物论、以杰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黑人及少数民族文化批评、以及范围广泛的政治批评，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历史文化思潮。

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 网络 ；

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方的手段，因而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

3.文学与非文学“本文”之间没有界限，彼此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4.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的本质；

5.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8)

显然，这些新历史主义的共同特征显示了这一思潮对形式主义时代的反拨，对时代需要的呼应和对当代问题回答的总体取向。然而，与历史上众多批评流派批评思潮(如读者反应批评)相类似，新历史主义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的共同纲领、统一目标、一致方法的理论流派，所以威瑟教授又不得不指出，“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如果我们再看新历史主义思潮内部的差异与分歧，就知道的确此言不虚。

首先在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人们对历史这个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的看法就是人各各异的。有人认为，“历史”是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故事，一个矛盾的、异质的、破碎的故事。也有人持另一种引起了更大争议的观点：统治的权力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故事，而“历史”则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这些权力中，有的单薄弱小，处于边缘；也有的占统治地位，强大无比。有的把历史看作是“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有的则把历史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的实践。而且，在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之间还存在着欲断还连、相反相争的复杂关系。它在今天的确“是一个颇费踌躇的术语”。(9)

其次，在新历史主义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异。路易斯•孟酬士曾对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做过一个比较。由于英国学派更多地受到威廉斯著作的影响，因而，比它的美国伙伴更贴近于政治文化。也更加强调“现在”以及怎样利用现在来对过去进行描述。而美国学派的重心则“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最初产生文艺复兴本文的那一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尽管他们也不忽略“现在”在重建过去时的作用。孟酬士区别道：“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事物的商品学科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10)总之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中的政治作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阐释力量，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但始终未成为英国文学批评之主流。其代表人物虽亦关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然始终与之保持距离，未能汇流，。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则更重视分析文化中的语言叙述或表述，已成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批评，影响深远，渗透到各文学研究领域，与读者反应批评交错汇合，展示了比读者反应批评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景观。

家族相似：与新历史主义合流

那么，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总的说，它们是两种具有家族相似特征，是共同趋向于历史与社会，又各有特定时间、范围、原因及指向的思潮。一方面，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批评在时间上远先于新历史主义，它从许多角度影响并引导了新历史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反应文论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继承并大大拓展了接受反应文论的理论视野与批评指向，融汇了包括读者反应批评在内的众多理论话语，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声势更大的文化思潮，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构成了接受反应文论的未来。 但从整体上看，接受反应批评在经历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之后，已部分地汇入了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时代潮流之中。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就将明确读者反应批评归到新历史主义的总标题之下：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还有一个“机关刊物”的话，那无疑应推《表述》(Reresentations)它把各方历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会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参加文化解读和厚描(thickdescription)的有声有色的欢宴。然而，《表述》也没有着手解释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多样性，甚至连其多种走向也未及加以说明。我们或许应当把日益引起人们兴趣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包括到新历史主义这一总标题之下，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简•汤普金斯和凯瑟•戴维森这类女性主义者的论著。……人们已经注意到，应当重新思考文学史。这一点提醒我们，文学家的新历史主义与思想史的界线乃是不确定、有争议的。(3)

对接受反应文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简•汤普金斯转向了“一种新的历史批评”，并自认为是一名新历史主义者。她在《感受图式：美国小说的文化功用》一书中，大胆地向诸如F•O•马蒂逊()之类“文化精英”所确立的美国文艺的规范挑战。她从费史的阐释学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构架出发，认为文艺的审美价值不可能内存于本文之中，本文是由阐释性社会构成的。文艺的审美价值标准只能随着统一的阐释性社会的理论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她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由新批评等确立的所谓客观标准自以为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规范，现在被证明它只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客观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有的文学和批评都已丧失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超然地对社会进行批评的有利位置，所以也就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注定要陷入那个产生他们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文学与批评并不占据一个脱离政治压力的超然空间，而是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所有文学的构成皆是政治性的。汤普金斯以肯定大众文化来对抗美国的“精英文化”的规范，(4)强调大众读物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重要性，认为它们着眼于最一般的广大读者，这是“另一美国文艺复兴”的尝试。就文学而言，她坚持本文“为男人和女人提供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理出条理的某种手段”，就历史分析而言，她专注于本文在过去创作时而非现在接受时所产生的文化功能，坚持传统历史主义者“尽可能同情地从本文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本文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重构本文”的愿望。(5)汤普金斯保留了她对影响作家行为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的批评，而试图设身处地地构想并使现代读者获知那些使作家的政治行为产生意义的观点。汤普金斯宣称，这就是她所说的新历史主义。这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方面，她试图以作家自身的历史来理解作家；另一方面，她又主张阐释者对作品的理解是其自己阐释性假定的产物，而这些假定又是由其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确定的。汤普金斯在相当程度上葆有读者反应批评的立场，并特别关注文学史如何构成这类接受反应理论的“保留剧目”，但又不愿局囿于文学范围内谈反应，而是顺应美国当代批评的新时髦大谈政治。她认为她推崇大众文化的研究与马蒂逊的精英文化研究是重新建构美学文学的互相竞争的尝试。她宣称，“文化精英制订的文学规范在许多方面具有影响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力量。现在在教授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哪些作家应该得到规范的地位的论争，并非一场仅仅涉及文学天才的相对优点的论争，而是一场对立团体之间为在美国历史画卷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斗争。”

既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又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多年来一直坚持本文接受的阅读活动的微观研究。近年来他利用自己频繁来往于欧陆与北美之间所独具的宏观视野，统观欧洲大陆与英、美国文论的现状及发展，审时度势，高屋建瓴，主张当代文学理论应进一步关注当代文化，恢复文学与人及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把文学理论从结构、符号乃至解构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文学人类学的历史目标。

伊瑟尔清楚地看到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崛起的趋势，他认为当代文艺不再是那种统贯西方的本文形式模式了，文学的作用与功能已转移到当前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传播媒介上。文艺必须打破本文的限制，将来自于文学的深刻见解扩展到对整个大众媒介的研究上去。伊瑟尔认为，从传统文学本文观走向以文化信息与大众媒介为代表的当下文化，原有的本文中心必须大大扩展，新的信息媒介方式需要新的文化范式，而范式是由于其本身的意义才成其为范式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旧的本文理论，但中心的扩展并不能自然地为理论提供一种基础，以包容大众媒介所表现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仅仅对文艺批评的方式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其移植到对大众媒介的探索，还是很不够的。这是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范式变革，而每一新的范式必然拥有新的理论架构。(6)因此，文学理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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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史研究报告 第8篇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